一

商标法第十六条：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在我国，地理标志是商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地理标志审查的是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地理标志审查处。三间并不宽大的办公室，一处共九人，其中就有七位党员，这七位党员组成了地理标志审查党支部。

商标局副局长吕志华同志也是该支部的一名党员。日前记者与吕副局长冒着35度的高温下基层，前往海南岛三亚芒果基地考察地理标志使用情况。同路交谈中，这位老党员说的最多的是：“地理标志”说通俗了就是“土特产”的知识产权概念，而与“土特产”联系最紧密的就是中国最广大的人群——农民兄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党承担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起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等，无不与农业、农民有关，从2004年起，中共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指导农业建设的重要文件。2010年中央1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要充分运用地理标志和农产品商标促进特色农业发展。因此说我们从事的地理标志的审查、推广使用工作，是与我们党的大政方针具有一致性的，与农民兄弟的未来利益具有一致性，所以说从事地理标志审查工作既骄傲又责任重大。

说到骄傲，儒雅的地理标志审查处党支部书记姚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每听到经我们审查注册的地理标志，让一方农民兄弟脱贫致富的消息，我们总是激动不已。1996年，我国第一件注册保护的地理标志是“库尔勒香梨”，现在新疆全区已有43件地理标志。“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若羌红枣”、“阿克苏苹果”等一批地理标志的注册使用大大促进了当地林果业的快速发展。若羌县红枣种植使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超万元，是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的四倍，昔日的贫困县一跃成为了巴州“首富”，充分展现了一件商标，带动一个产业，搞活一地经济、富裕一方农民。

除搞活一方经济外，我们以为，我们还担负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环境中，用地理标志书写中国农业史的历史责任。都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地理标志产品是我国农耕文明的精华，我们不仅从物种上保护，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所以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必须兢兢业业。虽然我们身处国家机关的办公楼内，但我们必须有农民兄弟田间地头的情怀，必须有国家民族的担当。

二

为了这份情感，为了这份担当，地标处的党员们做出了比一般商标审查更多地付出。地理标志审查与其它商标审查的不同之处在于地理标志产品与某一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相关联，因此在审查通过时，多了地域特征、人文因素等许多要素。这就要求从事审查工作的人有更多的人文、历史、地理、环境、气候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储备。

与其它机关办公室不同的是，地理标志审查处书籍之多，涉猎之广，内容之繁杂令人惊讶。书柜里、书桌上、窗台上都是书，信手一查，《中国野菜资源学》、《中国茶经》、《中国马铃薯文化》、《中国禽类遗传学》、《中国水产生物种质资源》、《吃遍中国》，全国各地的地方志；一室之内确有大百科的模样。

除读书让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丰富外，他们把地理标志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当成他们求学的课题，外出调研，到田间地头，向农民兄弟学习，还主动与国家图书馆建立工作联系，向涉农的权威机构和高等院校求知求教……

由于有了知识储备，该支部的同志们工作起来，游刃有余，在外人看来复杂的问题，他们竟可以信手拈来般解决。海南岛澄迈福橙申报地理标志已有两年，由于申报材料缺少历史资料佐证，一直没有审查通过。日前审查处的同志们亲赴海南澄迈。从康熙县志查起，从历届县政府工作报告里寻找，翻阅一本又一本澄迈要览等书，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澄迈福橙”的历史有序记载。

营口大米在申请地理标志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地理标志审查处支部书记姚坤根据我国东北地区曾遭日本占领，并成立伪满政府的历史线索，提示申请人查找伪满时期的档案。果然在这些档案中查到了《东北大米志》一书，找到了营口大米种植史的书证。

云南建水草芽提报的申请材料中也缺少明确的产地特产的记载，地标处的同志们主动帮申请人求证。在《中国名特产风味大全》中找到佐证。他们在审查湖北“房县木耳”时发现了能证明”呼伦贝尔木耳”传承有序的资料，在加班的姚坤同志忘记了时间，在深夜打电话告诉“呼伦贝尔木耳”地理标志申请人……

山东临沂市平邑县武台镇女镇长华明秀告诉记者，为了申报武台黄桃这一地理标志，第一次进京时，说实在心里很没底，我们小镇到了大衙门不知人家咋对待？没想到一进地标处门，先是香茶接待，听完情况，他们帮我们审看申报资料，把需求增补的内容一一列出清单，并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那热情就象乡里乡亲，一点也不生分。正是有了他们的指点武台黄桃很快就通过了审查。正在富裕的我们，不会忘了他们。

除了知识、除了细致耐心，他们还付出了很多艰辛。每年答复咨询电话近万个，接待来访咨询近千人次。随着人们对地理标志认识的加深，其申请量逐年增加，2007年以前申请的总量是968件，而2011年一年中申请量就达到559件。为了让每一件地理标志尽早发挥作用，加班加点对于他们已是常态。女同志把孩子托给别人照看，腰椎有病的林彬跪在椅子上坚持审查。

三

人们常说要干好本职工作，对于地理标志审查而言，其本职就是依法对申请注册的地理标志进行审核，其结果是给予注册或驳回。他们本可以是一个执法程序中的程序员，但实际上，他们扮演着更多的角色。

在接受采访时，支部书记姚坤对记者说：如果说审查是地理标志注册是否通过的末端关口的管理型服务的话，那么，对于让广大的农民兄弟认识地理标志的价值，并指导其有效地使用地理标志的过程，就是播种型培育型的前端的过程性服务。怎样让祖祖辈辈都生产“土特产”的农民朋友们认识到“土特产”在得到法律保护后，就可以从本乡本土的自知到被中国乃至世界广知，完成小市场的“土”产，到大市场的“特”产的转变。同时，有了地理标志，就拥有了保护自己致富产品的法律屏障。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把实施地理标志教育放在重要位置。

这些年来，地标处的每一个党员干部几乎都担当过教师的角色。

支部书记姚坤站在广东的讲台上。

共产党员张萍站在西藏的讲台上。

共产党员肖翠兰站在海南岛的讲台上。

共产党员王海滨站在云南的讲台上。

贵州、内蒙、宁夏、四川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都是他们施教的主要目标。台下听得有各地工商系统中从事商标工作的干部；有各地乡镇的行政官员，有基础农业工作者，有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

为了让教育更具有示范性，他们还组织已从地理标志中获益的代表进行异地交流，并把各地的经验汇编成书送到农民朋友手中。

除了用教育播种地理标志的种子外，他们还把宣传地理标志纳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姚坤告诉记者，地理标志不仅要被种植特产的人所知，还应该让更多的消费者所知所认所用，地理标志产品才能真正产生其应有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于是他们借助媒体对地理标志及其产品进行广泛宣传。他们在中国特产报上办起了地理标志专刊，他们连续三年与中国新闻社合作，于两会期间，推出《中国新闻·地理标志工作专辑》，送到每一位人大、政协的代表手中；他们和央视合作投拍了百集电视纪录片《走进中国地理标志》（正在播出中）。为了让中国地理标志及其产品能从小就植根于心中，让孩子们为祖国丰富的特产而骄傲，从2008年起，他们与中国中学生报合作连续举办了四届“我身边的地理标志征文”活动，每届都有近百万中学生参与写作，读来篇篇令人感动，该活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